聚创优配英格博格·巴赫曼百年诞辰，重读她的诗、小说和书信

【编者按】值此巴赫曼百年诞辰之际，重新阅读她的作品会发现，贯穿她一生写作的核心问题至今仍极富现实意义——一个经历过战争、法西斯主义和历史暴力的人，如何继续生活？又如何在一种被暴力和谎言侵蚀的语言中，重新寻找真实的表达？

英格博格•巴赫曼（Ingeborg Bachmann，1926-1973）

1953年，27岁的英格博格·巴赫曼（Ingeborg Bachmann）出版了她的第一部诗集《被暂缓执行的时间》，随后获得“四七社”文学奖，迅速成为战后德语文坛最受瞩目的年轻诗人之一。

1953年的欧洲正在重建。战争留下的废墟逐渐被修复，新的政治秩序开始形成……然而，巴赫曼在诗作《被暂缓执行的时间》中写道：

更艰难的日子来了。

那被宽限却随时可能撤销的时间，

已显现在地平线上。

这几行诗后来成为战后德语文学中最著名的开端之一。它的力量并不来自对未来灾难的简单预言，而来自巴赫曼对于历史时间的一种特殊感知。

“更艰难的日子来了”，这里的“来了”并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事件，而是一种正在逼近的历史时间。德语中的“kommen”保留了未来与现在交叠的意味：艰难的日子尚未完全展开，却已经进入视野。这个句子带有一种近乎宣告式的力量，也让人联想到里尔克《秋日》开篇“主啊，是时候了”对于时间到来的感知，以及保罗·策兰《花冠》中关于时间、相遇与命运的书写。

时间和历史的“债务”

诗集标题中的“gestundet”来自法律和金融语境，意味着一笔已经到期的债务被暂时获准延期偿还。但债务并没有消失，债权人随时可以要求偿还。因此，“被暂缓执行的时间”是一种带有历史负债感的时间。这个词极难翻译。李双志译本《所有的桥都孤独》译为“延宕的时光”，芮虎和王家新合译《心的岁月：策兰、巴赫曼书信集》译为“延期偿还的时间”。徐迟译本《大熊座的呼唤》译为“被暂缓执行的时间”。每一个都各有侧重，但都不太理想，这里暂且选用徐迟译法。

不容忽视的一点是，这首诗在不同历史阶段产生了迥然不同的阅读方式。而这种阅读史的变化本身，也构成了理解巴赫曼的重要入口。1953年诗集刚出版时，读者首先看到的是它的时代诊断意义。“四七社”一代作家面对的核心问题，是纳粹主义之后德语文学如何重新开始：语言是否仍然可信？文学是否还能承担认识世界的功能？评论界称赞诗中的时间结构、死亡意象以及它对于战后社会的警觉。后来，奥地利文学研究者赫尔曼·多罗温（Hermann Dorowin）做出进一步解读，《被暂缓执行的时间》的核心并不是个人悲伤，而是一种对于战后欧洲历史幻觉的揭示：人们以为暴力已经过去，但实际上它只是改变了形式，进入新的社会结构之中。

多罗温尤其关注诗中的黑暗意象，并将其与西班牙画家弗朗西斯科·戈雅（Francisco Goya）晚年的“黑色画作”联系起来。在他的阐释中，巴赫曼创造了一幅属于战后欧洲的“黑色图景”：它描绘的不是已经结束的战争，而是灾难如何继续存在于所谓“正常生活”的内部。

但进入21世纪以后，尤其是在2008年巴赫曼与策兰的通信集《心的岁月：策兰、巴赫曼书信集》出版之后，这首诗获得了新的阅读维度。批评家开始重新关注其中那些高度私人化的意象：沙、头发、沉默、消失的爱人。

这种阅读并非偶然。巴赫曼与策兰之间的关系，是战后德语文学中最复杂的相遇之一。两人于1948年在维也纳相识，都试图在战争之后重新寻找德语的可能性。但他们面对历史的位置并不相同：策兰是大屠杀幸存者，而巴赫曼来自一个曾深深卷入纳粹主义的奥地利社会，她的父亲就是奥地利纳粹党的成员。

1953年前后，两人的爱情关系逐渐破裂。策兰的《花冠》常被视为两人相遇时期的爱情见证，而《被暂缓执行的时间》则被认为是对这首诗的回应，也因此常被置于两人关系破裂后的背景中理解。

这是诗中第二节：

在那边你的爱人沉于沙中，

它漫过她飘扬的发，

它打断她的话语，

它命令她沉默，

它发现她终会死去

而准备着

在每次拥抱后告别。

这里首先值得注意的是第一行中的“die Geliebte”。在德语中，它是阴性形式，指女性爱人。随后连续出现的阳性代词“er”制造了一种奇异的语法暧昧：它既可能被理解为一个未被命名的“他”，也可以指向前文出现的阳性名词“Sand”（沙）。而诗中的动作——漫过头发、打断话语、命令沉默——也使沙获得了一种拟人化的力量。于是可以解读为，巴赫曼没有把暴力写成一个具体的人，而是将它转化为一种没有面孔的存在：一种缓慢覆盖身体、侵入语言并最终使主体消失的力量。

而在《心的岁月：策兰、巴赫曼书信集》一书中，这一节被译为：

在那边爱人把你埋入沙堆，

他爬上她飘动的云发，

他让她中断词语，

他命令她沉默，

他发现每次拥抱之后

她好像死去

并准许告别。

这一译法选择了一种更明确的解释路径，将“爱人沉入沙中”改写为“爱人把你埋入沙堆”，并将后面的“er”统一处理为“他”，从而把原诗中沙与无名力量的暧昧，转化为一个具体男性施动者的叙事。

如果从传记角度阅读，人们很容易将这一节理解为关于失去爱人的诗。然而，巴赫曼作品的复杂性恰恰在于，她从未将私人经验与历史经验截然分开。“爱人沉于沙中”既可以被理解为私人关系中的失去，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关于历史掩埋的隐喻。

因此，重新阅读《被暂缓执行的时间》，不能简单选择其中一种解释。如果只把它理解为爱情诗，就会削弱它对于战后欧洲历史经验的批判力量；但如果只把它理解为历史寓言，又会忽略其中真实而痛苦的私人经验。巴赫曼真正独特的地方，在于她让私人创伤与集体历史共享同一种语言。

沙中的声音

从诗开始，巴赫曼真正关心的从来就不是抒情，而是语言。谈论这一问题，无法绕开她与保罗·策兰之间深刻而复杂的精神关联。策兰并非巴赫曼诗歌写作的起点，但1948年的相遇深化了她对于语言、历史与诗歌伦理的思考。

策兰曾在给巴赫曼的第一首诗《在埃及》中，写下这样的题献：“献给那个一丝不苟的人，在她诞生22年之后，来自那个不够一丝不苟的人。”策兰说自己“不够一丝不苟”，更像是一种带有亲密意味的自我贬抑。““一丝不苟”对应德语词组“peinlich genau”，并非普通意义上的认真，而是对精确性的极端要求。这触及了两位诗人共同面对的问题：在经历战争、大屠杀和历史暴力之后，诗如何继续使用德语？语言如何避免再次背叛经验？

巴赫曼与策兰之间最深刻的联结之一，恰恰体现在他们对于“沙”这一意象的不同处理上。1948年，策兰出版第一部诗集《骨灰瓮之沙》（1948，后因版本问题撤回）。这个标题包含了战后德语诗歌最核心的矛盾：沙意味着消逝、埋葬和无法保存的痕迹，而骨灰瓮则指向死者、纪念以及保存生命最后残余的努力。两者结合，形成一种悖论，诗试图保存死亡留下的痕迹，却又不断面对这些痕迹正在消散的事实。

对于策兰而言，面对大屠杀之后的世界，诗承担着保存记忆、与死者保持关联的责任。他拒绝将灾难转化为抽象意义上的人类悲剧，因为那些死者并不是某种普遍概念，而是一个个不可替代的生命。因此，策兰不断压缩语言，使诗越来越接近一种由碎片构成的形式。诗不再试图恢复完整的世界，而是在语言废墟中保存仍然存在的痕迹。

巴赫曼同样面对“沙”，但她提出的问题不同。在《被暂缓执行的时间》中，沙不仅意味着失去，也意味着掩埋。巴赫曼同时追问：是什么力量让某些生命、经验和历史责任被覆盖？她关注的不只是死亡本身，而是死亡之后的世界：幸存者如何继续生活，一个曾经制造灾难的社会如何重新组织自身，以及暴力如何从政治历史进入日常关系。

这也是学者西格丽德·魏格尔（Sigrid Weigel）重新理解巴赫曼的重要出发点。魏格尔反对将巴赫曼简单塑造成“受到伤害的女性天才”，或者把她的作品理解为私人痛苦的抒情表达。在她看来，巴赫曼文学真正关心的是一种受害者与加害者的微观历史：暴力如何形成，如何进入亲密关系和社会结构，又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被合理化。

因此，巴赫曼笔下的受害者并不是孤立的悲剧人物。她关注的不只是“谁被伤害”，更是“什么样的结构使伤害成为可能”。这也是为什么她后来在小说中进一步展开这一问题。对于巴赫曼而言，法西斯主义并不仅仅是一段已经结束的政治历史，而是一种可能继续存在于语言、家庭、爱情和社会关系中的结构性力量。

如果重新回到《被暂缓执行的时间》，会发现这首早期诗歌已经包含了巴赫曼后来创作中的核心问题。诗中的沙、沉默和地平线，共同构成了一种关于历史时间的理解。“地平线”这一意象尤其重要。在传统诗歌中，地平线常常意味着远方、希望或者未来。但在巴赫曼这里，地平线却带有一种不安的意味。这种时间意识，与战后德国社会普遍存在的“零年”（Stunde Null）想象形成冲突。未来并不是天然指向进步的方向，而是一种尚未解决的问题换个方式再次逼近的状态。

诗中那些冷峻的身体意象也强化了这种历史感。像“冷掉的鱼内脏”这样的意象，几乎拒绝了传统抒情诗的美学。它不是自然的象征，也不是浪漫化的死亡，而是一种暴露出来的物质现实。巴赫曼通过这些意象提醒读者：灾难之后，诗歌不能再依靠美化来逃避现实。语言必须面对那些最令人不适的部分。

几年之后，1959~1960年于法兰克福大学举行的《法兰克福诗学讲座》中，巴赫曼进一步系统阐述了她对文学的理解。这组讲座的正式标题是《当代诗歌的问题》，它并不是一套关于写作技巧的课程，而是一位作家对于现代文学处境的哲学思考。

巴赫曼提出，文学应当产生一种“道德的和认识的震荡”。这里的“震荡”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情感冲击，而是一种认识方式的改变：文学必须迫使人重新观看那些已经被习惯遮蔽的现实。《被暂缓执行的时间》正是这一文学理念的早期实践。它通过一种不安的时间感，让读者意识到战争并没有真正结束，那些被推迟的问题仍然存在于当下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英格博格·巴赫曼作品中译本（上）